一个人的批判性思维即便与个性禀赋有些关系，也绝不是生而有之的，必须经过刻苦的知识学习和思想操练才能获得并加以运用。妨碍形成和运用批判性思维的因素也有很多，比如既得利益的束缚、思想成见的包袱。相较而言，青年在这方面具有优势。

在最近开幕的2019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科学家施一公专门阐述了他对科学精神的理解，并且强调，科学精神靠全社会传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靠青年科学家去传播。我想，这并非因为是在“青年科学家”峰会的情境下而作的应景之言，青年科学家的确应成为传播科学精神的生力军。

如施一公所言，科学精神的内涵包括求真、独立和合作、质疑，而最重要的是质疑，也就是批判性思维。只有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做学问时才会在不疑处有疑，才会对这个很多人习以为常的世界多问几个“为什么”，才会勇于在反思中自我否定，而这些恰是探索科学真理的必由之路。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确实，青年如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富有勇气，敢于挑战思想观念上的各种条条框框，也敢于主动冲破利益对真理的羁绊。而从历史上看，许多重大的科学成就都出自于青年之手，比如，牛顿22岁时创立了微积分，爱因斯坦24岁时提出了狭义相对论，波尔27岁时提出了量子论，杨振宁和李振道提出宇称不守恒时分别为33岁和29岁，都处于青春年华。这也充分说明，青年是科学的宠儿，也是科学的未来，具有和科学事业、科学精神结缘的天然优势。

当前，科学精神对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意义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科学精神的阐释和弘扬也广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是，如何让青年科学家更有效地为科学精神代言，还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改进的问题。

众所周知，科学家是科学精神的人格象征，然而，科学精神绝不是一种行业精神，相反，它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大力弘扬和共同遵循。这也就意味着科学精神的传播必须打破科学界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心理隔阂和文化壁垒，也提示我们科学家应积极走到大众中去做科学精神传播的使者。事实上，我国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竺可桢就是优秀的科普作家，他们的科普成就与科学成就一样，在历史上熠熠生辉。

青年科学家思维活跃，精力旺盛，更应该积极主动地运用互联网等现代传播手段和方式，在公共空间发出更多更强的专业声音，深度参与到普及科学知识、揭露伪科学、抵制“科学谣言”等社会活动中来。比如，前段时间在“抖音”平台走红的“玩骨头的卢老师”，就以一种生动活泼的方式开展科学普及工作，创造了传播科学精神的新经验。再如，近年来兴起的各种“观鸟”“看星星”“找化石”等公益活动中，不少青年科学家身体力行带领小朋友们在探索自然中学习科学知识，培养孩子们观察、思考的习惯，同样是一种传播科学精神的好做法。

当然，倡导青年科学家积极走向大众，传播科学精神，并不是让青年科学家放弃科研主责主业，忙于参加科学精神的“宣讲”或“研讨”等活动。恰恰相反，科学精神的最好传播方式就是推动科学实践，并让科技创新成果惠及社会，让社会大众切身享受科学精神之花结出的硕果。而青年科学家是科研事业的主力军。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化改革科研管理方式，为青年科学家创造更好的科研条件，才能真正壮大科学精神传播的青年力量。当下，尤其是要针对制约青年科学家创造力发挥的问题对症下药，进一步扩大青年科学家的科研自主权，大力破除不符合科研规律的评价规则，建构青年科学家的学术共同体并发挥其在学术标准制定和学术评价过程中的作用，把青年科学家从文山会海、填表报账等繁琐事务中超脱出来，从论资排辈、平衡照顾的陈规陋习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在创造力最旺盛的美好年华，轻装上阵，集中精力投身于前瞻性基础性研究，登上科研事业的最高峰。